一個華僑家庭的遭遇

傅國存

我是印尼蘇島棉蘭歸僑，1953年棉華中學初中畢業後回國. 在北京上學, 六十五中高中畢業，因品學兼優, 1956年獲保送北京俄語學院留蘇預備部學習, 準備於1957年公派蘇聯留學，因當時中蘇關係破裂，出國不成. 當年秋天，轉送清華大學冶金系學習, 1962年春畢業, 分配到一機部農機研究所，從事科研工作, 1970年下放湖南常德幹校務農, 1973年調回北京. 1974年申請出國到香港, 1976年移居澳門至今. 期間曾在港澳貿易公司任職，穿梭港澳間，跑國內貿易，也常出差東南亞, 蹲點搞生意. 1999年返回澳門，被聘為澳門潮州同鄉會秘書, 二十一世紀初退休. 2008年當選澳門歸僑總會理事兼副秘書長, 主編 “澳門僑訊’ , 因患重症辭職養病在家。

我們家族是由先祖父被賣“豬仔”出洋始移民印尼的。先祖父在種植園合約期滿後，在民禮埠做裁縫小生意立腳. 先父傅石生，印尼出生，曾在上海暨大肄業，精通中、英、印尼文和中國多種方言. 多年在外國船務公司任職文書，行船跑碼頭，數月才返家一次，勞苦奔波. 待遇尚可，是小康之家，但因要負擔我們八兄妹糊口供書，外加我二叔英年辭世，撫養二嬸和一堂兄的重擔也由先父挑起，還有一位小叔和奶奶，食指浩繁，因此家境也不算富裕。

先父是民盟蘇島支部的骨幹成員之一，又是“蘇門答腊民報”主要負責人之一，在棉蘭也算得上是鐡杆“紅卡撐”(閩南語，即擁護中國共產黨，從事棉華社會的愛國民主運動人士)。我當時年幼，所知不多, 只知道當時家裡經常賓客盈門，有許多叔叔阿姨前來家座談開會。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棉蘭華僑總會的骨幹份子, 知名的僑領. 家裡還常有“不速之客”留宿，有的還逗留頗久，深居簡出，後來才知是先父掩護的被迫害和通緝的中共或馬共黨員。此外，先父和當時流落到印尼、新加坡、香港的中共黨員、革命者、文化人如連貫、胡愈之、夏 衍、王任叔、邵宗漢、費振東, 饒彰風等等，都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家父的愛國情懷，僅從我們八兄妹的起名便略可知曉。我們這一輩，按家譜應是昌字輩，但家父一反傳統，全部改為國字輩，所起名字都反映了國家各個時期的興衰。以我為例，生於1937年11月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，故取名國存(希望國家不被外族滅亡，千秋長存)；最小的妹妹生於1949年5月，故取名國紅(紅色中國即將誕生)。到了下一輩，則按“詩”字輩家譜命名，先父健在時，孫輩多請他老人家起名，小女出世時，正值國內大搞「比、學、趕、幫、超」運動，故爺爺給她起名詩超(即“超英趕美”之意)，也就是說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，先父的愛國情懷依然不變。

早於1948年，先父就把大哥送往香港學習，後返回大陸參加革命，加入東江遊擊隊，從事文藝宣傳工作，轉業後留廣州工作；次年又把二哥送回國，他立即參加了革命部隊，加入共產黨，參加過解放戰爭，爾後，他又赴朝參戰，負傷回國，復原後, 先後在北京“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”和新疆伊黎地區黨委機關工作; 1952，1953年，三哥、我和堂兄也相繼回國升學.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，六弟也回國深造. 也就是說，我們家八兄妹，有五個在先父的鼓勵支持下，回國學習，建設祖國. 五弟有病，七弟八妹年紀尚小，留在印尼，六七十年代後，國內形勢風雲突變，他們再沒有步我們的後塵。

這樣一個愛國的家庭，下場卻是不幸和悲涼。

第一波衝擊是反右運動. 最老實且平時沈默寡言的大哥，不知如何得罪了單位領導，被打成“右派”，降級減薪，還蹲過勞改農場，已過適婚年齡的他，對象離棄，至終身孤寡，一生被毀掉了.二哥因單位領導用極其惡毒的語言辱罵先父，他氣憤不過，與對方爭執，亦被打成“右派”.曾坐牢及被送往勞改場勞改.一兒一女四口之家，生活拮据, 只能靠先母的私蓄和親友的接濟過日子, 甚至賣家當賣血維生。

曾當過“右派”的大哥和二哥，文革中更不能幸免，吃盡苦頭，自不必說. 大哥和二哥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才得以出境到香港, 後來二哥又移民加拿大。 

第二波是文化大革命，1966年五弟因罹患淋巴癌，在印尼醫治無效，因在京的兄嫂是醫生或護士，很自然就想到往北京求醫. 那時正是紅衛兵當道，醫院留醫的病人，凡非「紅五類」，不予治理. 當時我三哥任職的北京醫學院附屬醫院的領導明確跟我三哥講，不歡迎海外來的病人，也不讓他與五弟接觸. 作為兄嫂的我們，如坐針毯，惶惶不可終日. 五弟已病入膏肓，癌症已轉移到全身，包括脊椎骨，後果堪虞. 國內兄弟想要陪伴出境，簡直是天方夜談. 無奈之下，我們兄弟只好含淚做出痛苦的決定，讓他孤身上路，唯有祈求上蒼保佑, 所幸五弟吉人天相，終能平安回到家中. 半年後，終被頑疾奪去了他年輕的生命。

再說三哥，反右時雖未被打成“右派”，但文革時因曾提過想護送五弟出境，被污衊為「有叛逃思想」，給戴上“右傾”帽子, 全家被下放到甘肅偏遠小山溝. 1973年才得以出境香港，後轉澳門鏡湖醫院工作. 當時還處文革末期，國內局勢不明朗，不免心有餘悸. 在親友的協助下，跑到泰國謀生，轉行當紡織機器修理工。

在文革中，我響應號召，積極投入，善意向領導提出批評和意見，因文筆尚可，切中要害，被當權者視為眼中釘、“黑筆桿”，因華僑性格使然，平時喜歡交朋結友，在家中暢談及招待膳食，結果被扣上「裴多菲俱樂部」組織者及“5 16”分子的罪名，下放幹校勞動，審查批斗年餘. 1974年終能出境香港。

1976年先父回國內旅遊探親，六弟和先父團聚，因此卻被廣西某工廠領導懷疑六弟為特嫌，送縣公安局立案審查. 先父曾為國家和共產黨出過力的愛國華僑, 竟如此款待, 情何以堪？怎叫人不傷心絕頂？！

更加使我們感到椎心之痛的是，先父熱愛祖國，性格執著，對共產黨深信不疑，對大哥和二哥不理解，一直以來認為兒子不對，使他無面目見人，長時間生活在失望和茫然之中，因此和大哥、二哥反目成仇，不相往來, 直至鬱鬱而終. 一個大好的家庭就這樣被毀掉了. 當局對我們兄弟的批鬥審查，毫無根據，最後當然是不能成立. 把人摧殘至此，竟以『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』，草草開個平反會，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。

不是我們耿耿於懷，對過去的問題抓住不放, 問題在於當局沒有做好善後工作，因此受害者的心靈創傷未能撫平. 現在的二哥，心靈的創傷仍未癒，心灰意冷, 因為他的原單位，一句賠理道歉的話都沒有. 他引以為傲的赴朝參戰、負傷復原時發的榮譽軍人證書也在文革中被抄走，至今不獲發還，幾十年被克扣工資和剝奪勞動權利也沒有得到補償. 前些時他兒子親自跑了一趟新彊，想為他追回這些東西, 討個說法，卻不得要領。

我們家族的那段遭遇，在歸國華僑群中，只是冰山一角. 但我們和廣大僑胞一樣，雖然遭遇不公和不幸，仍秉承先輩的愛國情懷，對民族對國家之熱愛堅貞不移. 我們現在雖然是異地愛國，但對民族和祖國的關注有增無減. 國父孫中山先生說過：『華僑是革命之母』，此言千真萬確. 但鮮有人提到的是，華僑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，抱著火熱的愛國之心，回國服務，卻還要蒙受諸如『海外關係』的貶稱，甚至特嫌的歧視. 但他們對祖國始終不離不棄，這是華僑居以為傲的美德。  

當年，我們遭遇不公和不幸時，曾經有過怨恨：「我愛祖國，祖國卻不愛我」. 後來細想不對，祖國是所有炎黃子孫的共同家園，人人有份，她沒有理由不愛我們，個別人不能代表祖國. 有愧的是，當時太幼稚，愛國帶有愚昧性，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，明知有些施政是荒謬絕倫的，卻不敢提出異議，更不用說反抗了. 吃一塹，長一智，現在我們的愛國質量提高了，再不盲從了. 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，世界上絕無永遠光榮正確的人和事，我們應持的態度是：對的支持和擁護，好的讚；錯的反對和抵制，狠批判. 這才是負責任的真正愛國者。

幾十年都過去了，這些往事絕少向外人提及. 原因之一，是怕引起博同情的誤解；原因之二, 是先父的愛國情懷是廣大華僑的共性，沒有大書的必要，怕引起顯耀之嫌; 原因之三，是寫出這段經歷，免不了要帶出一些人和事，有些先父的知交，時任國家的高官要職，又怕有攀附權貴，謀取利益或一官半職之嫌，因為要遵循先父的嚴訓：『為國效力，是單向閥，不圖回報』，因此不敢造次. 現在我已屆耄耋之年，又罹患癌症頑疾，何野心之有？但說無妨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09年8月12日